创新慢慢的变成了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是，创新的发生，也需要适合的政策。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迫切地需要创新政策转型。
创新这个概念本身很宽泛，而且也有些含混，一群人在讨论创新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指的是不同的事情，这样就不容易说到一块儿去。这个概念有点跟全要素生产率一样，大家都知道很重要，但包罗很多东西，如果只是泛泛地说这些概念，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做研究的都知道，反正不可解释的因素都放到创新、生产率这样一些方面来。谈论创新，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具体化就很空泛，就会沦为空谈。
我们谈论的首先是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创新，也就是说，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所说的创新；但有时候又是在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意义上的创新，譬如说，像伽利略名言“科学真理需要在实验和基于实验的理论中去寻找”所说的，知识和真理的探寻。麻烦的是，这两者很不一样但又有极大关系，根据著名经济史专家麦迪森和克拉克等人的研究，在工业革命之前两三千年里，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工业革命才促进了经济大发展，而工业革命无疑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基础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意味着新知识、新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创造性工作，现在新增长理论也很看重科学技术进步，所以叫做创新是顺理成章的。大家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类创新称为科学技术创新，我姑且称之为伽利略创新，因为伽利略既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也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这样叫也可与熊比特创新相对应。尽管熊彼特倾向于把创新与单纯的科学探索、技术发明分开，因为他所讲的创新是与商业化生产和市场化盈利联系在一起的，但当今社会可以更多更快地把发现发明引向经营和经济，相信熊比特也不会反对把科技发现发明称为创新。
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创新与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创新相比，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庞杂得多，而且这两的发生机制也不完全一样。熊彼特创新大致可理解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至少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投入品、新组织等五个方面，实际上比这五个方面多得多，虽然也包括研究开发、科学技术进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开发、科学技术进步不是一回事。譬如说，熊彼特创新包括新市场的开发，那么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新，就是长途贩运，这在“”时代是受到禁止的，长途贩运属于投机倒把罪，甚至也有一定的可能算成反革命罪。改革开放以来有个很大的熊彼特意义的创新，就是塑料大棚。年龄大的人知道，北方二三十年前，冬天没有蔬菜吃，整个大半个中国冬天没有蔬菜吃。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了，主要是靠塑料大棚。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很简单，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和非常成熟的材料，但是广泛地用到农村种菜，这个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创新不光是解决民生问题，也带动了整个北方的蔬菜产业，是中国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熊彼特创新与政策环境高度相关，有了正确的政策和环境，不一定要国家投入巨额的科研资金和组织大量科学技术人员攻关，就能有力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民生改善。当然，科学技术进步绝对很重要，但与熊彼特创新不完全是一回事，分开来谈才能搞清楚。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两类创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是因为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在讨论创新的时候，开始是说熊彼特创新，说来说去不自觉地就收窄到伽利略创新了，譬如研究新增长理论的那些经济学家，都强调自己是走熊彼特创新的研究路径，但研究一展开，就收窄到研发（R&D）上了，而这根本没办法深刻揭示经济稳步的增长机制。因此，我们研究创新、推动创新，一定要具体化，光说大概念没有用，大概念反而会搞糊涂，一定要树立具体化的意识，这样才可以保证大家是在讨论同一件事情、才可以找到处理问题的方案。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技是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前提，而且科学探索、研发技术，是对真理的探索，带来了知识的扩展，给人一种高深的感觉，所以，强调创新，很自然就会把科学技术创新摆在首位。但是，从学术上来看，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类的创新，跟企业未来的发展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清楚。一般人从直觉上来看，大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会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其实这两者之间未必存在一种直接的、线性的关系。关于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关系，有大量的文献，学者们也莫衷一是，有的人说科学技术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未来的发展和经济稳步的增长，有的说不一定，声言科学技术创新跟企业未来的发展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关系，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其实从现象观察来看，大家也能够正常的看到很多案例，有些科学技术创新搞得好的企业，发展得并不一定很强大，现在很多人说苹果创新很厉害，其实国外也有不少人就说苹果是世界最大的“小偷”，它没什么很原始的科学技术创新。中国的联想集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研发能力、技术水平比它强的同行业企业有的是，可是联想却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即使到现在联想集团的研发能力也属于短板，当然现在是到了大补短板的时候了。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科技搞得好的国家，经济上不一定行。很多人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导致了英国工业革命，其实蒸汽机这个大发明在瓦特之前很久就有了，瓦特作了重要改进并且有企业家博尔顿来推广和继续作不同品种的开发，才使得蒸汽机得到普遍应用。所以有些学者说，工业革命其实是小机巧浪潮（wave of gadgets）而不是大发明浪潮推动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不少国家经济快速地增长并不直接由本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所推动。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段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力迅速增长的时期，科技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并不强，即使其钢铁、汽车、铁路设备和机车车辆等行业在全球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这些行业的研发能力都弱于欧洲的同行业，整个国家的科研水平和科研成果明显逊于欧洲，直到二战之后，美国国家基础科研和企业研发能力才全面超过欧洲，美国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获得人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超过法国、六十年代才超过德国和英国。日本的例子更有意思。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增长时期，日本以技术模仿为主，创新能力比较贫乏，譬如说日本汽车工业在五六十年代就从美英德等国引进了四百多项技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政府才在《八十年代通商产业政策设想》中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到了1995年，日本政府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新战略，并公布《科学技术基本法》把该战略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国策，后来又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和政策，如促进日本在信息家电、生物工程、纳米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成为全球尖端研发基地，促进日本企业在这些领域形成全球竞争优势，等等。但恰恰是从“技术立国”战略之后和“科技创新立国”新战略以来，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低谷，而此时日本科技水平的确实现了大跃升，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为增加。
我强调这一点的意思是，从事科学研究不能太功利，不要认为它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才去搞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其实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技术研发可能更功利一些，但是它转化为经济增长也需要很多条件，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企业家、工程师、技师、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人来完成小机巧并实现市场化，一些学者认为，这其中的企业家发挥着知识过滤器(knowledge filter)的作用，因为企业家会根据市场信号和未来趋势来判断哪些新知识、新发明、新机巧可能实现商业化应用，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风险并获得收益。日本经济增长失去二十多年，很多人认为是日本少子化、老龄化造成的，甚至认为是一种“资产负债表衰退”，但观察一下日本企业的“小机巧浪潮”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处都是三洋和夏普的收放录音一体机、九十年代到处是索尼和松下的随身听（walkman），而现在到处都有日本企业的Ipad和Iphone吗？没有。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理解日本经济增长的起落了。因此，在熊彼特创新中，企业家、商业天才、市场冒险者，而不是学究、科学家、工程师，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否则就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
不过，这并不是否认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类的创新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大意义。对于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而言，这个意义越来越大。在新增长理论中，“前沿距离”研究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领域，这个领域的很多研究都显示，离前沿越近，经济发展越依赖于内生增长模式和科技创新。我在前面虽然说伽利略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当我们这个经济体离前沿距离更近一些的时候，特别是离技术前沿更近一些的时候，或者科技前沿国家对我们进行防范和脱钩断链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对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的依赖就越来越大，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然这个前沿距离，并不是说我国人均GDP与最高人均GDP国家的差距，目前这个差距还非常大，至少未来二三十年还会有较大差距。但是从技术的代际差距来看，我调研了很多行业的企业，发现我国企业离前沿并不远，在许多工业行业都没有什么代际差距。我也要澄清一下，技术差异不一定是代际差距，尽管可能并不存在技术上的代际差距，但是我国许多工业行业的技术精度跟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关键工艺、关键材料、关键元器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一下子也难缩小。譬如说钢铁行业，二十多年前，美欧日韩是大高炉和连铸连轧技术，我国是中小高炉和非连铸连轧技术，我国的技术与前沿技术差距是一两代，但现在没有这个差距了。水泥行业也一样，二十年多年前发达国家是湿法回转窑技术，我国是立窑技术，现在这个代际差距也没有了。当然在少数关键领域，我国与美国等科技前沿国家还有代际差距，譬如芯片领域就比较明显，但这样的领域与二三年前相比还是少了很多。
由于代际差距已经不存在或者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对研究开发、技术进步类的创新的依赖程度一定是越来越高，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尽管伽利略创新并不必然转化为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大搞自主创新。当然，自主创新也不是封闭的内循环，更不是自斟自饮、自我陶醉。美国在二战之前，科技创新水平并不算是前沿，那时的前沿还在欧洲，但到二战前后美国与欧洲之间已经没有前沿距离了，这时美国经济增长就必须更多依靠自主创新了，二战赐予美国良机，大量欧洲科学家、工程师流入美国，再加上其他因素，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增长成了全球的火车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走出了或试图走出这样的增长轨迹，这就是前面说过的熊彼特创新与科技创新的不一样之处。前沿距离缩小意味着更需要科技创新，对于国家是如此，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前面说过的联想集团就应该清醒意识到这一点，技术代际差距急剧缩小的时候还不致力于科技进步类创新，还一味沉迷于二十多年前的市场营销手段、营销策略和产品外观、产品配置方面的花样翻新，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压制。华为在其发展的早期，与国外企业的技术代际差距非常大，也把创新的重点放在营销手段、营销策略和技术吸收、技术改良等方面，但华为敏锐意识到，它所处的这个行业，技术变化的速度非常快，技术颠覆随时会发生，这就带来了技术方面弯道超车的极大可能性，所以及时把创新重点放在了技术研发方面，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这就生动体现了前沿距离与科技创新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代际距离在很多行业已不太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思考我们下一步的创新模式和创新政策，到底是分散试错式创新还是集中攻关式创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在原来有技术代际距离较大的情况下，集中攻关式的创新很有用，当我们看到人家是第六代技术，而我们还是第四代、第三代技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目标是什么，技术路径也大概知道。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受到严重封锁的时候，一般的科技文献我国科学家也可以获得，通过这种方式大体可以知道技术原理和技术路线，可以设计相应的技术攻关方案。可以通过政府手段、国家力量，来集中所有的专家，搞大会战，集中攻关搞几年，就能搞出来。譬如电解铝技术，“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开始组织力量，把这个行业重要的研究设计规划机构，就是政府部委下面的科研机构，和一些企业组织起来，搞大电解槽的技术攻关，结果就攻破了，到“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就大面积地快速应用。又譬如说中国高铁技术，南车和北车合并之后，又攻克了一些技术难关，高铁试车速度达600公里。从中国中车现在的创新情况来看，它还是一个模仿和集成、消化吸收再创新，不属于我刚才讲的在前沿上开拓新前沿。至今为止，中国高铁领域的那种集中攻关式创新方式还是有用的，但是未来我觉得未必。开拓新前沿的创新，需要的是分散试错型创新。这些创新对经济增长有没有直接带动作用，是有争议的，但至少，开拓新前沿的创新是激动人心、是激发梦想的。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创新政策，到底是把国有大企业合并到一起来，去搞集中攻关型创新，还是更多转向分散试错型创新，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五年到十年的重大政策选择。
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政府曾经组织企业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领域进行集中攻关，并取得巨大成效，但那时离美国的技术前沿有距离，集中攻关就设定了清晰的技术目标，即开发大储量的动态随机存储芯片（DRAM），也有确定的技术路线，即攻克光刻技术难题以实现微制造方法的突破。集中攻关式创新的成功使日本企业在该行业一度占据绝对优势和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但后来，当日本电子信息行业的技术前沿距离几乎消失的时候，日本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及时转向更加分散试错的创新模式，还是过于依赖集中攻关式创新，又继续由日本政府牵头搞飞鸟计划和未来计划，结果是没有及时抓住移动存贮和闪存等技术和产品兴起的巨大机会。韩国的创新也有过类似行动，但在IT产业，自上世纪末以来与日本不太一样，看起来是财团经济，不过财团企业之间并没有搞集中攻关，三星、大宇、现代等寡头之间在搞分散试错创新，而且与美国高度接轨，虽然大宇、现代错了，但三星对了，所以还有三星。
因此，中国必须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要认真研究一下，下一阶段我国创新政策是否需要转型。我的思路是，在新背景下，国家政策必须要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在武汉搞一个锅炉厂，又配套搞一个汽轮机厂、一个重型机器厂，等等，哈尔滨也是一样，几个企业摆到一块，并不是让它们竞争，而是专业化分工、相互协作，搞出了电站成套设备，这是产业政策。而未来竞争政策更重要。很多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也认为，竞争太厉害了也不行，就是过度竞争。但是这个界限怎么把握？这就涉及到未来，我们反垄断法的尺度怎么把握的问题。这个东西可能更多的是艺术。包括对竞争也应该有更深入的理解，譬如说，不要把竞争它理解为在同一行业有几个一模一样的企业在做同样的事情，实际上这种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创新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表明，企业之间的竞争根本不是局限于价格竞争，更多的是在寻求差异化、在寻求跟其他企业不一样，不一样就意味着不再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甚至意味着垄断。因此，从创新的角度来看，竞争更应该被理解为这个行业能够自由的进入和退出，就是可竞争性（contestable）的意思。在这个前提下，才会转向分散试错型创新。
分散试错型创新对原来集中攻关式创新体系带来了严重挑战。原有体系中，政府部委下面的科研设计院所具有枢纽地位，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电解铝技术攻关那样。在分散试错创新中，以前邮电部、电子部下属的那些科研院所就不一定是那个地位和作用了，反而是华为这样的企业建立的研发机构，具有核心地位。所以这涉及到大量传统科研和设计院所的转型、改制、重组问题。当然，政府本身如何转变思路和政策，更加重要。当然，我并不是说政府无需作为，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研发，都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但在许多行业的技术代际距离不太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意识到，哪一种研发路径更能实现技术突破，哪一种技术更符合未来市场需求，集中攻关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我也不是说企业之间、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不可以合作创新，实际上，许多形式的合作创新与分散试错创新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融洽，但如果政府还是像过去那样以行政力量来捏合企业、指定目标、规定方向，那就难有好的创新效果。对于芯片等少数存在明显的技术代际距离的行业，也可以继续搞集中攻关，但由于在全新的创新生态中，这一些行业的一些具体技术也在不断迭代，所以分散试错也非常重要。
总之，未来如何恰当地发挥政府作用、如何恰当地实行企业合作，以实现创新体系的转型，应该是我们学者们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