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骤是很慎重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改革活动，国家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从下面的几个维度不难看出。

  一是设立机构。1951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文字。新疆省则是在省文教委员会设立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后来又在上述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新疆尔自治区文字改革委员会。各地、州(市)也成立了文改会或推行委。在试验推行以斯拉夫文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重点地区，如乌鲁木齐、伊宁、绥定、喀什、和布克赛尔、巴音郭楞、塔城、博尔塔拉、察布查尔等地成立新文字推行委员会，领导新文字推行工作。

  二是认真慎重地制定了文字改革的原则。1957年，国务院批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在解决少数民族文字问题时，一定要坚持自愿自择的原则。在创造、改革或选文字时，一定要坚持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有利于祖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统一和各民族的发展与繁荣的原则。

  三是进行了全面的语言使用调查。在1956年的文字改革前，为了做好新疆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与新疆联合组成调查队，于1955年7—9月在新疆的27个调查点进行了民族语言调查，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此后，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与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以斯拉夫文字母为基础的《维、哈、柯、蒙、锡文字方案》(草案)初稿，并于1955年12月在全国第一届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送交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方案》进行了多次修改。1956年8月，在自治区第一次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通过了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5个民族的新文字方案。

  在1960年开始做的文字改革前，即1958—1959年，在北京、乌鲁木齐、喀什、伊犁、阿克苏等地召开了有关文字改革的大、小座谈会数十次。在座谈会上征求了有关新文字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见，为新文字方案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就文字改革的积极意义方面大力展开宣传，引起了群众的重视，以此扩大推行新文字的社会基础。当时，新疆各大媒体及一些出版物上就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采用新文字的意义、新文字的优越性等方面做了宣传，同时进行了有关文字方案的说明和科学讨论。

  1960年初文字改革试验推行时，在克孜勒苏、塔什库尔干、察布查尔、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初步征集关于解决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达斡尔等民族文字问题的意见和要求。

  1961年又组织工作组到塔什库尔干、察布查尔、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就解决各民族文字问题作最后一次征求意见，并根据意见仔细掌握实际资料，研究解决各民族文字问题的具体办法。同时在征集了自治区蒙古族群众意见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并与内蒙古自治区联系协商，决定统一解决蒙古文字问题。

  综上所述，国家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变革活动不能说不重视，不能说不慎重，凡重大的文字变革活动都是由国家直接主持进行；出发点和目的不能说不好。可是，为什么历次文字变革都不能善终，有的还半途而废呢?可否从下面几个维度进行探讨：

  1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尤其是1960年开始的维、哈新文字改革，正值的高峰期，文字改革直接受文化跃进的影响，后来又受“”的影响，如推行维、哈新文字的1959年初步计划是3年，即1960—1963年。这个计划一提出，便很快被否定。1960年第一次制定的计划是试验推行5年，全面实施7年，即1960—1972年。1965年第二次制定的计划是全面实施5年，即1965—1970。1970年第三次制定的计划是5年，即1971—1975年。1973年第四次制定的计划是7年，即1973—1980年。计划的朝定夕改，并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计划都是受“左”的思想的影响。

  2受“”的冲击。1965年全面实施维、哈新文字后，仅一年多时间，“”运动就开始了。运动严重地冲击着推行工作，各地文改会和推行委员会机构瘫痪，人员调离，致使推行工作中断了三四年之久。

  3文字改革的理论尚不成熟，且缺乏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语言文字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离开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从事某种改革，往往是好心未必能办好事。1956年的文字改革是采用斯拉夫字母为基础而制定的文字，制定的以斯拉夫文字母为基础的《维、哈、柯、蒙、锡文字方案》是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进行的，脱离了这5个民族语言的特点和使用环境。因为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的语言均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这5个民族的语言环境主要是受汉语的影响比较大。1960年推行维、哈新文字是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虽然出发点是为帮助少数民族改革文字，并尊重“成事之道”，做了许多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是，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需要。尤其是推行工作开始后，人们的思想都在想大干快上，没有认真地实施理性的思考与研究。问题出现后，得不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如zh、ch、sh三个双字母以及汉语借词的复韵母的拼写法，少数民族群众不易掌握；z字母的用法困难等问题没有正真获得及时的有效的解决。

  4观念滞后制约着语言文字的发展。无论是推行维、哈新文字、推广普及胡都木蒙文，还是为塔吉克等民族创造文字，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党政领导的观念是先进还是落后，必然的联系到文字变革的结果。从目前语言文字在信息化处理中的广泛运用来看，维、哈新文字就大大方便于老文字，那么，当年决然停止推行维、哈新文字，观念滞后是否是其原因之一呢？托忒蒙文并不逊色于胡都木蒙文，但却不能与全国近400万蒙古人共享，如不使用胡都木蒙文，新疆十几万使用托忒蒙文的蒙古人的出路显然要窄得多!如此等等，还很难说个清清楚楚。

  当代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变革活动，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1960—1982年推行维、哈新文字，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遗留的问题之多，花费的人力、财力之巨都是新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谓是前无古人。虽然“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但是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应该有责任对这样重大的语言文字工作历史事件作一定的研究与探讨。事实上，在很长的时间里，新疆的这两次文字改革成了极具避讳的事情。作者觉得，对当代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变革活动避而不谈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要开创面向世界的、面向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民群众愿意接受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语言文字。而语言文字都是在社会中形成、变革及发展的，当然也包括消亡。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面对未来，正确地看待当代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变革活动，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经验教训，用于正确地指导今后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字变革活动。